傅晓微

　　在文化研究领域，如何避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把理论研究与经济活动直接挂钩，是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以来，学界和科技、教育部门乐此不疲的热门话题。但在实践中，这种话题主要还是在说得热闹，做得冷清的尴尬中徘徊。最近，国内已经陆续出现了有新意的研究力作。重庆学者王毅的软科学项目成果《江山重庆，奇迹之乡——重庆文化的壮美基调及其经济潜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就是一个冲出怪圈的尝试。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地域文化底蕴研究》首先对该书的“文化”概念做了具体的界定。再从文化发生规律的视角，从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水丫杈”地带的重庆自然环境特点切入，从时间和空间的双维视野，考察了形成重庆先民生活方式的环境因素，抽丝剥茧地层层揭开重庆文化形成过程及其必然性。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重庆历史文脉与精神血缘，归纳和总结重庆社群生活方式的特色，从而把研究的触须一步步探及重庆文化的深层结构，有根有据地提炼出重庆地域文化内核：“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

　　根据对重庆地域文化内核的认识，作者进一步指出：重庆地域文化内核决定了重庆文化的基调是壮美的。对重庆文化的壮美基调有充分的认识，才能使重庆文化放射出独有的，多彩多姿的光芒……在我看来，这种综合运用多种文化研究方法，像钻探一般深入、独立地研究地域文化的文字；在短短几万字中，披沙拣金地挖掘地域文化内核，并得出明确结论的成果，在同类话题的学术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本书下编题目是《重庆文化的经济潜能》。如果说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理论，使上编显出了打通学科界限的独具特色，那么下编那种直接针砭时弊的大胆和针对国际流行理论的交锋意识，则闪现着更多的思想锋芒。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上掀起了一轮长盛不衰的城市形象包装热。美国底特律市的市长干脆明说：“如果想成为世界级城市，形象就是一切。”近几年，国内也渐渐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城市形象设计热。本书选择这个文化和经济结合的社会热点，根据上编的结论，提出了不少非深入其中不可能认识到的问题和见解。

　　这一部分以上编的研究成果为理论依据，对比国内外城市形象设计的种种类型指出：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形象设计方案，必须挖掘地域文化亮点，找出千年一脉的文化优势，以诚实描述为基础塑造的城市形象，才不会是虚假的形象，才不会抛弃自我优势，成为追逐时尚，追逐形式的过眼云烟。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先围绕重庆市政府在城市形象设计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做了严肃、深刻和大胆的剖析和批判；随之在介绍香港、纽约城市形象设计的成功因素和可资借鉴的因素之后，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香港、纽约之类城市形象设计模式，不适于文化底蕴厚重的重庆。这个命题好比把作者自己推到了时尚对立面的理论悬崖，稍不留意，就会使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观点对盲目追风，抄袭海外城市形象设计模式的时弊，不无发聋振聩的功效。

　　一部文化研究的著述有这些亮点，足以说有新意了。然而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城市形象设计模式的针砭上，本书的旨趣更多集中在为重庆这个有3000年历史的城市，设计一个发挥文化底蕴优势，塑造城市形象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和核心精神，就是书名赫然入目的“江山重庆，奇迹之乡”。到今天，这个重庆城市形象设计方案的主要精神，已大多为重庆有关部门采纳、运用，也有越来越多的重庆人认可了这些精神。

　　本书下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展示重庆钓鱼城的经济潜能。在作者眼里，重庆钓鱼城是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重庆文化亮点，13世纪蒙古大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蒙哥，就客死这里。蒙哥大汗亲率蒙古帝国第一主力(号称60万大军)，围攻这个弹丸之地8个月，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将帅折损几十员之后，不仅对钓鱼城无可奈何，他本人也饮恨而亡。由于蒙哥的病逝，蒙古帝国群龙无首，亲王割据，兄弟反目，从此走向衰败和分裂。风头正劲，席卷全球的蒙古旋风由此嘎然而止。作者认为，钓鱼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本身就是吸引世界研究的吸引力。把重庆历史上这个文化亮点推广出去，不但有澄清历史功过，发掘经济潜能的功效，而且有面向西方世界，进行文化自卫等多方面的效应。

　　综上所述，该书提出的问题和试图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少，但始终围绕着文化研究为经济服务的宗旨，并以这个贯串始终的宗旨，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直接服务社会经济的全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