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二十多年前，乔姆斯基在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圈子里很红，新潮人物和“得风气之先”者罕有不知其人者。我虽非语言学中人，但鉴于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自然对语言学也有圈外人的关注。碍于专业知识所限，乔姆斯基的原著读得不多，介绍其人其说的文献却也读了不少，当时已经知道他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在“纽约激进犹太人社区”形成了他的观点，是越战的坚决反对者，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但却对此毫不措意，甚至觉得他最好也是有点过甚其辞，最坏则是太极端和片面。因为此时，建立在封闭宣传基础上的妖魔化美国已涣然冰释，美国在我们这一代多数人的心目中，就像苏联在我们的上一代人多数人的心目中一样，是一个仅次于乌托邦的美好形象，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这样乾坤颠倒的大逆转当然不能用简单的逆反心理来解释，也不能归结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客观形势和环境。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前通过偷偷读“禁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会轻易动摇的极为正面的美国形象。这个形象的美国，是自由的象征、民主的体现，是正义的维护者与和平的保卫者。美国的建国之父的理念、《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都让我们激动万分。尽管也知道《望厦条约》、门罗主义、缅因号事件、猪湾入侵和越南战争，但都以为是某些人的一时偏差；或如威尔逊所说，是“一个年青的国家轻举妄动的结果”。语言往往比事实更牢固更有效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因为人们不想放弃希望。林肯不是把《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看作是世上最后一个最完美的希望吗？威尔逊不是在对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班的学生说：“美国的思想就是为人性服务。每当你扯起星条旗，让它迎风飘扬的时候，你就应认识到，这旗帜本身就是表明你正担负着其他国家的海军有时忘却了的使命——这不是征服的使命，而是服务的使命”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的这些话，对于苦难深重的人们来说，难道不是福音吗？

　　而一般的美国思想家或者学者，在谈到与自己国家有关的事情时，大都是充满了自豪，他们总是告诉人们，美国是暴政、压迫和外国统治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解决办法与美国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使得人们更加不会怀疑自己心中那个美好的美国形象。这时，如果有人说：“美国一面宣称它全心全意致力与人权保护与民主，一面置人类的基本权利与需要于不顾，其所作所为表现出对民主的极度藐视——这种藐视在历史上无人可比”，一定会以为这是美国的敌人的恶意宣传。要是这个人还告诉你，用宣传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不是极权主义的发明，而恰恰是“从最为自由的社会中兴起”，因为“舆论控制对较为自由的社会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在这些地方不能用鞭子来强迫人们服从”，那一定会认为是拙劣的造谣诽谤。

　　这种宣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不是通过政客的演讲，而是通过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来阐释、演绎、论证和证明的。人们总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在民主社会中，尤其是如此。他们一定是秉公说话，不会屈从于权势。可是，如果这个人告诉你，知识分子会本能地为外在的权势利益服务，正是公共知识分子将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此为骄傲；在欧洲，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都支持战争；而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是主战派，主战的原因是经济利益，你会怎样想？如果他进一步告诉你，公共知识分子“会融入主流思想，并时刻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有时候他们做的事看起来并不错，甚至还相当好。”并且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只有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拍的人，才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否则，就会被主流抛弃，即使像罗素这样著名的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资格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被人称为“老疯子”，我们又会如何想？至于告诉我们这些让人难堪的事实的人，虽然学术成就卓著，影响巨大，却也被人称为“海王星人”，意思大概是此人完全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

　　可是，正是这个“海王星人”，却被西方的民调评为十大公共知识分子之首；根据英国《卫报》的说法，在人文学科的引证率方面，他与马克思和《圣经》鼎足而三，位居最多之列。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尽管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人是海王星人，但人类的良知仍然有自己的判断。

　　这个“海王星人”在激愤时会把知识分子称为“训练有素的狗”，但他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这个称号，而是将知识分子的职责规定为“说出真理，戳穿谎言”，并且身体力行，这个“海王星人”，就是乔姆斯基。正如拉斯金所说，乔姆斯基说的是我们不愿听，也不愿记住的东西。但文明如果要延续下去，这些却是我们必须知道和不能遗忘的东西。这里的“我们”，既可以是美国人，也可以是非美国人。之所以“不愿”，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早已有了一个由种种美好的言辞构成的美国的形象，我们不愿让它破灭。对于有些人来说，它的破灭意味着理想的破灭；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真理”的破灭。如果不愿理想和“真理”破灭，乔姆斯基就必须是“海王星人”。

　　然而，正是这个“海王星人”，却比一般的地球人看到更多的事实。因为这个杰出的语言学家不仅具有科学的怀疑精神，而且也有社会的怀疑精神。他“不能相信其他人说的一切。”他也不想把自己打扮成无所不知的先知，他认为，“正确的做法不是告诉别人你是正确的，而是启发他们通过独立思考找出答案。在但凡与人有关的事务中没有什么是能下定论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列举事实，然后以某个方式加以分析。……特别是，要设法让人们看到那些世上公认的东西同它们背后的事实及人们的质疑之间的差异。”这就是乔姆斯基通常的做法。在这种做法下，许多冠冕堂皇的说法和做法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

　　我们中国人对美国的美好印象，很大程度上与威尔逊和罗斯福有关。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求美国国会宣战时，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没有自私的要求。我们决不想望征服，决不企望统治。我们决不为自己要求补偿，决不为我们将要自愿地作出的牺牲寻求物质的赔偿。我们只不过是保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而已。领导这一伟大而和平的人民去参加战争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正义比和平更可贵，我们现在要为我们所始终珍视的理想去作战——为了民主，为了那些服从权利以便在自己的政府中发言权的人们的权利，为了弱小国家的权利与自由，为了全世界都能处于自由人们合作的正义支配之下，以实现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并使世界本身也最终获得自由。”有谁会不因为这样的言论而感动？

　　可是，乔姆斯基会告诉我们，只听言论而不看事实那是太天真了。他只相信经验的事实，在此意义上他的确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的国际与安全政策是植根于国内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所说的‘第五自由’——粗略地说……，这种自由是劫掠、剥削和控制的自由，是采取一切行动以确保现存特权得到保护与提升的自由。”所以，威尔逊主义不过是门罗主义自然的推论而已，而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其实隶属于第五自由，第五自由才是行动准则。威尔逊在撰文为美国征服菲律宾辩护时说：“虽说我们是利他主义者，我们也必须推进自己的利益；其他国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干涉我们要做的事，更不要试图阻止我们。”因此，乔姆斯基指出：“一旦决策者觉察到四大自由可能与第五自由发生冲突(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它们就会被搁在一边，弃之不顾。”习惯了那个美好的美国形象的人一定会认为乔姆斯基过于极端，以偏概全。可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萨曼塔·帕沃尔似乎与乔姆斯基有同感，他在其写的《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中说：“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正因为如此，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时，即使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美国人也听之任之，因为那里无关美国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问，那我们如何理解马歇尔计划？不正是130亿无私的援助使西欧很快从一片废墟变为富裕繁荣的乐土？马歇尔计划的确使西欧较快摆脱了战争的创伤，但美国的援助却未必“无私”，而是有更深的利己考虑。马歇尔计划使西欧国家的经济从以煤为主要能源变为以石油为主要能源。西欧不缺煤，但基本没有石油。这样，130亿美元中就由20亿进了美国石油公司的腰包，使西欧经济更依赖美国的体制。剩下的钱也基本没有离开美国，只不过从一个口袋到另一个口袋。马歇尔计划对法国的援助被用于印度支那战争；对荷兰的援助被荷兰政府用来对付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它们都要向美国购买大量的军用物资。对英国的援助同样被用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日不落帝国”，帝国是代价昂贵的东西，英国为此的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付给美国。更不用说美国扶持欧洲为了找一个对付苏联的战略帮手的意图了。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也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国为什么不可以？这话说得没错。问题是用什么手段来追求。如果世界第一强国视第五自由高于四大自由，那么弱势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就只能是在美国允许下的自由。对于那些妨碍美国利益的政府，则想方设法将其颠覆，乔姆斯基反复提到的尼加拉瓜就是有关典型的例子。美国之所以看尼加拉瓜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桑地诺主义政权不顺眼，是因为“桑地诺主义者上台掌权后掌权阶级由富人变成了穷人，因此在国内他们主要的反对者就是在这场革命中失去了财产和地位的人。美国在拉丁美洲就是和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经历的人在军事上结盟，方式有多种，有通过投资的，也有商贸关系或友谊的。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了这些联系所带来的结果，……对于拉丁美洲的人民来说，里根总统关于自由的演说的意思就是富人享有凌辱和欺诈穷人的自由，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甚至还有杀害穷人的自由。”这不是左派的指控，而是伦敦天主教国际关系协会的观察。尼加拉瓜的教会组织对桑地诺主义政府时有批评，但却更谴责“美国政府的非法封锁。”美国不愿意让人们听到这样的控诉和看到这样的事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它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这不能不佩服它的宣传手段。

　　但在美国也属于得利阶层的乔姆斯基却出来大声提醒人们注意这些被宣传和偏见所遮蔽的事实，他仍然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并不满足于列举事实，他更试图说明和解释这些被刻意掩盖的事实。在他看来，美国政府种种见不得人的行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信念和理想，因此，其手段就是国家暴力或者说恐怖主义。一般人只是在9.11以后才熟悉和开始关注恐怖主义，而乔姆斯基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了。他对恐怖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告诉我们，“恐怖主义”这个术语在18世纪末就已经被人使用了，主要指政府为确保民众顺从所采取的暴力行为。因此，“恐怖主义”最初是专指国家恐怖主义。但由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实施者处于能够控制思想和言论体系的地位，这个最初的定义变成了专指个人或团体所从事的“小恐怖主义”。“原先这一术语被用于指那些残害自己国民和整个世界的君主，而现在它被局限于指那些骚扰当权者的盗贼，当然这种限制也不完全，它仍然可以被用来形容敌对的君主，它的范围可以根据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进行变换。”简单地说，“只有当一种恐怖主义行为是由‘对方’而不是我方所犯下的时候，它才被包括到恐怖主义的标准之中。”这个观察可谓一针见血。

　　9.11以后，恐怖主义成了关心世界的思想家的热门话题和课题，绝大部分思想家，甚至包括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批判性思想家，都接受了现代西方对恐怖主义的主流定义，即把恐怖主义主要理解为乔姆斯基讲的“小恐怖主义”，即团体和个人的恐怖主义，而不是国家恐怖主义。乔姆斯基则刚好相反，他的恐怖主义概念首先指国家恐怖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

　　乔姆斯基说，研究恐怖主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文本法，即认真对待这个课题；另一种是宣传法，将恐怖主义建构成一种可以被加以利用以服务于某种权力体系的武器。前者是先定义概念，然后寻找例子，努力确定原因和补救办法；而后者却是“以这样的一个命题开始，即恐怖主义是官方确定的某些敌人的责任。随后我们指定恐怖主义行为就是‘恐怖主义的’，正如同它们可以被归咎于必要的来源(不管是否有理)那样；否则，它们将被忽略、压制或冠之以‘报复’或是‘自卫’。”

　　乔姆斯基还进一步揭示，恐怖主义不仅是美国对付别人的手段，也是它修理别人的借口。国际恐怖主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因此，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的修辞在当今美国总统的演说中基本绝迹，代之而来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语言。既然恐怖主义在美国政府手里有上述的双重妙用，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它必然要实行双重标准。是否是恐怖主义要看是谁干的，是“对方”干的就要让全世界知道，是“我方”干的就想办法让它悄悄被遗忘。反正美国掌握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就像它掌握着最庞大的军事机器一样。于是，人们都知道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人杀害，却很少知道古巴奥运金牌击剑队13名成员和同机近百名旅客一起死于民航客机的恐怖爆炸。人们同声谴责坐轮椅的美国人在“阿奇里·劳罗号”游艇劫持事件中被杀，却对同样坐轮椅的巴勒斯坦的残疾人在杰宁难民营中被以色列人打死并被坦克碾过默不作声，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苏联击落韩国民航客机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而以色列击落利比亚民航客机却在美国少有批评。许多令人发指的劫持交通工具、杀害人质、炸毁医院和制药厂的事情就因为是“自己人”干的，就被从历史中删除了。双重标准的宣传策略还养成了一大批自觉只看美国希望人们看到的事物的人。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人们视为英雄，他们的言论被频频转述和引用，但死于无耻谋杀的阿连德总统、罗梅罗大主教和拉美知识分子却无人关心。乔姆斯基说，他们实际上经历了双重谋杀，一次被美国训练的法西斯军人，另一次被知识界。同样是罹难者，居然有“值得和不值得”之分。不过，乔姆斯基不同意人们说美国有双重标准，他认为美国一直始终如一地执行它的政策，没有什么双重标准。“它们(指这些政策)和法律、道德或是福利无关，而是旨在谋求某些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政策其实是相当理性的、一致的。说它有双重标准还是承认它有理想的一面。但按照乔姆斯基的看法，威尔逊主义和里根主义其实并无二致，都是用实力来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至于恐怖主义，它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已。美国在9.11以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那里发动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消灭恐怖主义，却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阿富汗的一位反对派领导人一语道破天机：美国“试图展现自己的力量，赢得一场胜利，并吓住世界上的所有人，”以确立“信誉”。恐怖主义在苏联消失后为美国政府继续保持暴力和破坏能力的压倒优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在乔姆斯基看来，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将恐怖主义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基本手段，恐怖主义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恐怖主义文化。

　　乔姆斯基笔下的恐怖主义文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利美(国)文化，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美国利益至上，安理会的投票、国际法院的裁决，只要对美国不利，一概无效。“法律就是美国政府所说的法律。在恐怖主义文化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原则。”1986年6月，国际法院裁定美国发动对尼加拉瓜的进攻是“非法动用武力”，国际法院的判决是：“美国违反国际协定的行为不能解释为联合防御行动(美国的说法)……也不能解释为美国有权因尼加拉瓜干预萨尔瓦多尔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应对措施，因为在任何适用的国际法律中都没有规定这样的权利。”可是这个判决对美国政府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国际法院反而被说成是传统上持有“反西方偏见的论坛”。但一旦需要，它又会利用国际法院来为恐怖主义文化服务。

　　恐怖主义文化比经典极权主义文化高明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以“自由民主”为招牌。它似乎也允许揭发各种“丑闻”和异议，而不是动辄使用暴力。但是，丑闻的范围是被严格限定的，“只有在侵犯了当权者特权或可能危及统治阶层利益的时候，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才能称为‘丑闻’。”丑闻又总是有选择的，“私下说大人物的坏话是丑闻，暗杀黑豹党领袖却不是。”美国的确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异议，但同样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不得对美国决策者坚定支持民主、经济发展与人权这个“原则性事实”表示异议。允许这样的揭发丑闻和政治异议对于确立恐怖主义文化价值的地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乔姆斯基提醒人们：“在我们当中发展起来的恐怖主义文化是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体系，它有很多手段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外人看透，并且在主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主要机构(经济政治机构，智育和大部分通俗文化)中都有牢固的根基。”也就是说，恐怖主义文化已经成了制度性的东西。它的有效性决不仅仅限于美国本土；相反，在世界的不少地方，它的有效性丝毫不逊于美国本土，甚至甚于美国本土。这个事实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动力。

　　乔姆斯基认为，恐怖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不仅是因为掌权者的蓄意构建，它也建立在个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上。“人总是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倾向，那些每天活在世上却没有满意的工作、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人们，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些不愉快的现实，因此也就不愿意为了赋予生活一些意义而放弃他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因而也就变得非常顺从……那些能享受特权的人也不愿意放弃用屈从于权力而换来的丰厚的回报，不愿意因为诚实而作出牺牲。”

　　虽然清楚认识到恐怖主义文化的威力，但乔姆斯基并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者，毕竟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算是既得利益阶层中人愿意为诚实作出牺牲。他相信，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并形成一定的组织，恐怖主义文化是可以抵制的。之所以要形成一定的社团组织，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形单影只，那么他就无法对一件事形成深入的理解；而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思想，然后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就像在科学实验室里发生的那样。”与其在学堂里讨论现行的制度，不如联合起来抗争。既然恐怖主义文化处心积虑不让公众参与政治，那么真正的公众参与恰是对它的抵制。虽然很多人反对施米特把政治定义为区分敌我，但现代政治的一大特色正是区分敌我，或“我们”与“他们”。具体的做法往往是先自称是某某主义者，然后再给对手指定某某主义或什么派。乔姆斯基一定是会被划为“左派”。他多半也不会拒绝这样的指派。因为在他看来：“左派关注的问题恰恰是公众所关心的。左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需求、利益和权利，因而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应属于左派。

　　可是，乔姆斯基又认为自己是老式的保守主义者，不仅是因为他在音乐、文学等方面的趣味，也因为他相信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价值，确切地说，抽象反映在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的启蒙的理想，这就是理性、批判分析、言论自由、探索自由等等。但是，他认为理性的解决人类社会一般问题的办法，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即工人控制工业，人民控制社群。

　　在今天的世界上，这样的左派当然不为许多人所喜。理性稳健的人们会说他过于片面或偏激，被他反对也反对他的人则会有更激烈的评语。但不管怎样，即使我们不能同意乔姆斯基的结论，但仍有如何解释从中抽出这些结论的事实的任务，除非我们完全否认这些事实。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为了信仰无视事实的习惯，但其代价却是正义的丧失。

　　注：本文所有乔姆斯基言论的引文都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乔姆斯基文集》中的五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