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面古旧建筑本来就所剩无几，所以，开发商在工程建设前树立保护古旧建筑的意识尤为重要。

如今的“三三一”公墓。记者 刘 强 摄

正在复建的下肖家湾碉堡工地。记者 崔 力 摄

　　深秋的一个清晨，阳光照在63岁周老汉脸上很深的皱纹里，背上背篼，他来到下肖家湾白鹤嘴某建筑工地上拣些破烂换钱。工地上的低洼处，有他的一小块田，临时种了些蔬菜。周老汉说，这里曾经有个土山包，和上面的一座碉堡一起被铲成了洼地。

　　空气里尘土飞扬，这块洼地也是主城区最后一座抗战时期碉堡的葬身之地。10月上旬，距老碉堡原址约100米处，重建碉堡的工人们夯下了恢复碉堡的第一块基石。

　　“破坏和重建，这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欢喜冤家，此刻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残酷对手。”有媒体曾发出如此感慨。

　　重庆，一座具有3000多年人文历史的文化名城，一座曾经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的不屈之城，一座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英雄之城，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文化遗产代价，而又应该由谁来为此埋单？拆建与侵蚀

　　从悲到喜，下肖家湾碉堡的命运坎坷。

　　2005年6月19日，有市民向媒体反映，主城最后一座石碉堡可能会因开发商建设新楼盘而被拆除。随后，市文物局等相关单位介入，要求开发商更改规划方案，保护具有文物价值的石碉堡，拆与不拆被一度搁置。今年5月，主城区最后一座抗战时期的碉堡被开发商悄悄拆除。8月21日，渝中区文广局发出修复白鹤嘴石碉堡的批复，要求修复后的白鹤嘴石碉堡应该达到或接近原貌。

　　日前，记者从肖家湾车站辗转来到碉堡遗址。这座碉堡曾被重庆市文物鉴定组鉴定为，“建筑形制完整，保存状况较好，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景观价值。在重庆现有调查的地面文物和历史建筑中尚属缺项门类，有保护的必要。”如今，碉堡连同它的基座(一个土山包)荡然无存，忙碌的建筑工地已有两栋新建高楼。

　　附近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从他记事起，碉堡就是他和伙伴们玩耍的天然场地。由于碉堡建筑坚固，又通风向阳，里面还安置过不少困难户。“碉堡拆除时，很多老居民都在一旁观看，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整个山包都被铲平，当年这可是重庆最重要的制高点。地势变了，新碉堡就少了特有的味道。”

　　据了解，重建碉堡所取的建材，仅有2/5是从老碉堡上拆下的部分已风化的石块，其他如支撑碉堡的圆木等材料需用新材料做旧，碉堡顶端所用的13000余块小青瓦也需重新制作。

　　在张先生热心指引下，记者了解到，与“主城最后碉堡”属同一开发范围的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授予模范人民警察光荣称号的第一人———张国富烈士墓地，在开发期间也被挖掘、推倒。虽然相关单位已将烈士的墓碑迁移至位于两路口建兴街，但如今旧墓被挖去了一半。

　　据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傅清远介绍，对那些已有的破坏了文化遗产环境的工程，应该在规划中进行相应的减法工程。这需要有科学的规划，进行逐步地调整，从而约束商业开发，避免恶性循环。

　　我市文保专家称，重庆地面古旧建筑本来就所剩无几，所以开发商在工程建设前树立保护古旧建筑的意识尤为重要。

　　如果从物质层面上来讲，粗放式的大拆大建对文化遗产产生了毁灭性破坏，那么，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的渐进式侵蚀，则同样显得触目惊心。

　　9月中旬，记者来到江北五里店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大门敞开，一块已锈的铜牌写明：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墓地分为三层，走廊两端木门的黄漆已经脱落。在底层半圆形陈列馆内，告诉着人们关于墓地的历史：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人士在江北打枪坝举行反对英美炮轰南京市民大会时惨遭屠杀，共伤亡50余人，其中20名殉难志士葬于江北区五里店曹家坪。

　　就在这个原本应该缅怀先烈的纪念地，记者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陈列馆楼上居然开着一间茶馆，几张木桌沿着走廊列成一条直线，老板热心地为牌友端茶送水买烟，嘈杂的洗牌声、争吵声撕裂着公墓的庄严。附近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间茶馆开设已经不止一年两年。“说起去‘三三一’公墓茶馆打牌，周围人哪个不晓得嘛。”

　　这样的事实提醒我们，曾经作为城市精神旗帜的文化遗产，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开始消解文化内蕴，浮躁市井文化的盛行更是凸显出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漠视，而这极有可能是造成一些文化遗产在物质层面上遭遇毁灭性破坏的重要诱因。保护与开发

　　“一栋老建筑，一处文化遗址，包容着城市的某种回忆，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不可再生。如若在城市化进程中，短视文化旧址和遗址的价值，就是背叛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尽管文化遗产发出的呻吟显得那么微弱，但这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历史回响。对这些地方进行拆迁时，通常采取图文资料保存，或者原样复建，很明显文化价值就将会巨额损耗，甚至消失。”重庆社科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张凤琦说。

　　“欧洲国家，古罗马遗址、法国大革命遗址、莫斯科在二战期间留下的城市伤痕，都作为城市最宝贵的历史资源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当然，城市化进程中的遗产代价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意处置。”张凤琦认为，如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西方城市化进程初期所面临的阵痛。

　　如今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规避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这对矛盾，如何针对国情吸收西方城市化进程初期的经验教训，又如何把损失程度降到最小？

　　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各地的开发浪潮使历史街区、特色建筑大量消失。面对这一紧急状态，对旧有《古都保存法》中未涵盖的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一些城镇通过制定条例的方式先后开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历史环境保护问题的关心，不仅反映在保护对象的扩大方面，而且还反映在对历史环境保护的物质价值的认识方面，以及对历史环境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价值理解与评价上，包括如何通过保护给地方城镇带来活力的问题等。

　　“最重要就是坚持城市的科学发展观。”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涛说，当前重庆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建设性破坏，二是保护性破坏。重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所有的文化遗产好比是“绩优股”，在整个经济、文化中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从上海“新天地”的发展模式中就可以看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其实并非二律悖反。

　　“要实现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可通过三种方式：政府介入，全民参与，民营资本理性开发。湖广会馆就是政府介入典型的例子，并在去年底出现在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名单上；民间的中医博物馆、匾额博物馆等，属于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例子；洪崖洞民俗风貌区、南滨路法国水师兵营，则是成功的民营资本操作案例。”吴涛说，即使仍有令人遗憾的拆建文化遗产事件发生，重庆在创造历史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努力探索着与悠远历史吻合的对接点。记者何方实习生鲁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