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1岁高龄的张拱卿，是重庆图书馆公认的古籍鉴定权威，其眼力在重庆也屈指可数。11月15日下午，记者专访了这位古籍鉴定专家。

　　曾为梁漱溟照看图书馆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名著传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针对农民问题、儒家问题发表一系列讲话，备受知识界推崇。抗战期间，梁漱溟曾在重庆北碚创建勉仁文学院。

　　张拱卿在成都读完中学后，1948年来到勉仁文学院，就读于历史系。随后就在学校的勉仁斋图书馆谋得一份管理图书的勤工机会。勉仁斋图书馆是梁漱溟私人筹建的图书馆，有藏书6万余册。

　　解放后，梁漱溟前往北京。在《梁漱溟全集》书信卷中，收录了3封梁漱溟至张拱卿的书信。信中告诫张拱卿：图书不可凌乱，若凌乱必损失。每天要1小时作移动扫除灰尘工作。

　　勉仁文学院解散后，6万余册藏书一半留给了勉仁中学，另外3万册线装书则捐赠给了西南人民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前身)。作为这批图书的管理人员，张拱卿来到了西南人民图书馆。

　　拜师两年水平迅速提高

　　张拱卿告诉记者，他在读书期间，曾学过目录学和版本学。但1951年进入西南人民图书馆工作后，他却强烈感觉到知识的贫乏。于是，他随即决定拜师。

　　20世纪50年代，重庆古籍鉴定的高手是邢蓝田。张拱卿说，邢蓝田当时在重庆是大藏书家。

　　张拱卿说，邢蓝田最注重实物教学，比如宋版书，纸、墨、版式是什么特点，明版书又是什么特点，一一对照实物讲解。“比如宋代的书，以麻纸居多，也有枸皮纸、竹纸，宋版书的帘纹较宽，明代多皮纸，清代的高档书一般是开化纸；宋代书以颜体和欧体居多，元代之后有赵体，明代初期，有人翻刻宋版书，因此冒充的不少，嘉靖以后的字体多方正。”

　　张拱卿跟邢蓝田学习了两年时间，水平迅速提高。

　　50万册古籍看了约一半

　　张拱卿说自己在图书馆的工作极其普通，每日不过是将各地运来的旧书一本一本过目，鉴别版本，然后将其归类整理，完成目录和简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记者问张拱卿，在图书馆工作了接近60年，大约读过多少书？他回答说：“重庆图书馆50万册线装书，我经手的大约有一半。”

　　1978年，重庆图书馆安排由李文衡、许伯建、张拱卿3人牵头，对重庆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进行全面整理。完成这项工作耗时两年多时间。

　　采访过程中，记者再三请张拱卿介绍一个版本鉴定的故事。对于成功的经历，老人只字未提，但却给记者讲了一个看走眼的例子。重庆图书馆藏有一部《说苑》，黄麻纸，半叶9行，每行18字，而且清代著名藏书楼“汪氏艺芸精舍”曾收藏，因此多年来，大家都一直以为这是宋代咸淳年间的版本，但最后却被北京的专家断为明代翻刻的版本。“还是看得太少！”张拱卿遗憾地说，自己的眼界还只限于重庆图书馆馆藏的50万册线装书。

　　古籍鉴定权威本人不搞收藏

　　记者：您鉴定了一辈子的古籍，自己收藏过一本吗？现在很多古籍都很值钱。

　　张拱卿：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能自己收藏，包括看书，都只能在馆里，不能带回家，这是纪律。

　　记者：很多人都公认您是重庆古籍鉴定的权威。

　　张拱卿：这是大家的抬爱。我一生读书还算勤奋，但最大的遗憾还是看书太少。重庆的好书在全国未必珍贵，由于条件限制，一些理论知识还不能很好地和实际结合。

　　记者：如何看待现在的古籍收藏热？

　　张拱卿：曾有人带来一部《康熙字典》，并自称是康熙皇帝送给他祖上的，而且说香港有书商已准备购买。结果我一看，根本不是清代康熙的版本，纸张只是普通的竹纸，并非当时宫廷广泛采用的开化纸，这部字典只是道光年间的版本。

　　我坚决反对造假者。现在很多人收藏古籍，但知识欠缺，实际上藏家需要在印章、纸张等方面花大功夫，了解各个朝代刻书的习惯。

　　记者仇峥